汪曾祺说，有座城市，每个人买完菜的篮子上都压着一大把花。它的名字，叫昆明。很少有一个地方，能如昆明这样把浪漫主义内化为餐桌烟火、家常便饭。用一个词概括城市的饮食性格：北京是排面，上海是小资，广州是市井，昆明则是纯真。而这座建在高原上的南方城市，也和那里的饮食一样，日光倾洒、草木葳蕤、万物可爱、生生不息。No.1很少有人知道北京颐和园的昆明湖，为什么叫昆明湖，而不是贵阳湖、重庆湖、济南湖。实际上，这个由乾隆帝起的名字，源于汉武帝时期长安城边的昆明池。雄才大略的武帝为了征服西南，在长安城西南面开凿了一片人工湖用以训练水师。而征服的目标，就是当时被称为“昆明夷”的云南各少数民族。虽然到了清代，云南早已成为中国领土，但汉武帝建昆明池的典故还是被乾隆用到了颐和园，意为厉兵秣马、经略远夷。显然，“昆明”这个带有浓厚汉语色彩的名词，凝聚了中华帝国对远方膏粱之地的梦想和野望。今天的昆明，已经是一座汉族占比超过总人口85%的现代化城市，但根植于城市基因深处的探索和猎奇，依然忠实地反映在它的餐桌上：在昆明街头，你能看到无数昭通小肉串、大理烧饵块、迪庆菌鸡煲、保山铜瓢牛肉、红河建水豆腐、版纳包烧、普洱酸笋鱼、玉溪冰稀饭、曲靖铜锅焖饭、蒙自过桥米线、思茅凉鸡脚的招牌。昆明本地人把这种小店称为“凹糟馆子”，“凹糟“也许是普通话“龌龊”的谐音，意思大约等于四川人所说的“苍蝇馆子”，或是江浙人所说的“奥灶面馆”，形容小店脏兮兮不起眼。但就是在这些“凹糟馆子”里，正宗、地道的云南本土的各类饮食占到绝对多数，且并非游客式的尝新，而是深入普通昆明人生活的一茶一饭。每个老昆明人心里，都有自己的“凹糟馆子”名单。足不出城，而吃遍全省，堪称云南美食博物馆。这在中国其他省会城市里，是非常罕见的。而昆明本土的饮食，也带有强烈的“拿来主义”的色彩。来自石林的路南海菜花，搭配来自大理的弥渡大芋头，简单水煮，就是昆明人人喜爱，清爽适口的海菜花芋头汤；
来自楚雄的武定鸡，宰杀洗净后放入汽锅里，和来自红河州的建水草芽一起蒸，这是滇菜大宴必不可缺席的草芽汽锅鸡；
来自迪庆的鸡枞，油炸后成为香飘三里地的油鸡枞。再煮一锅香软微甜的德宏遮放米，拌匀开吃，这是迷倒每一个老昆明的油鸡枞拌饭。来自曲靖的宣威火腿，细细剁成碎末之后，加入保山的高黎贡蜂蜜，包在呈贡的紫麦面粉里，则是享誉四海的云腿月饼，这是昆明人逢年过节人情往来最有面子的礼物。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昆明的味道，就是整个云南各地的大熔炉。
这座汉族为主体的城市，见证了西南边陲与东亚帝国千丝万缕的联系，也诠释了外来者们，对彩云之南各原住民族的敬畏和对土生文化的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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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踞云南正中央的昆明，成为云南首府的历史其实并不长。苍山下、洱海边的大理，才是古代云南的政治文化中心。但微妙的是，昆明的地缘，既能辐射滇西、滇南各民族的聚居区，又可退守川、黔：对中原王朝来说，这是进入云南后，最适宜的落脚点。从楚国大将庄蹻入滇，到汉武帝经略云南、再到魏晋望族爨氏迁徙滇东，每一拨来自东部的移民，都会不约而同地选择驻节于昆明。元朝，云南第一次被纳入中央政府管辖后，云南行省的治所理所当然地设在昆明。由蒙元政府指派的云南第一任“省长”赛典赤·赡思丁是来自中亚的色目人、穆斯林。也正是十三世纪，大量来自中北亚草原的移民进入云南。他们深切地改变了省城昆明的文化结构，也奠定了后来昆明滋味的底色。今天的昆明，是云南最爱吃牛羊肉的城市。在点评APP上用“牛”为关键词搜索昆明美食，会出现三百多家“牛菜馆”。这里的牛并不是形容词，描述饭店或厨师有多牛，而是它们真的以卖牛肉为主业。
各家牛菜馆擅长的牛肉做法也各有不同，清汤牛肉、大酥牛肉、油淋牛干巴、牛肉冷片、芝麻牛肉、炸牛肉粒……其中，又以酸菜牛肉火锅最受人追捧。一大锅番茄、酸菜熬的酸溜溜的汤里，用菜籽油腌过的牛肉细嫩无比、酸萝卜又脆又香，再下一点千张、菠菜、牛血、酥肉，滋味多层而丰富，最后再下一筷子泡软的米线，吸足各种肉菜调料滋味的汤水，让整顿火锅的滋味拔升顶点。羊肉则更是昆明人的心头好。小西门、富春街一带，曾被昆明人称为“羊市口”，那是回民聚居区，各种出售羊肉汤、羊肉米线、白切羊肉的店铺络绎不绝。融合了川菜宫保鸡丁和云南羊肉的宫保羊肉值得一试，辣椒、花椒、红油提供底味，大量葱姜则激发缥缈的香气。炒羊肝也是一绝，羊肝切薄片爆炒，配玉兰片，木耳、青蒜、青红椒，增色增香，最后一勺勾芡的羊汤是这道菜的灵魂。羊汤鲜、羊肝嫩、玉兰片和木耳生脆。
徐悲鸿先生曾经在云南出售字画筹款支持抗战，但每次他总会留一些润格，来羊市口点一盘炒羊肝大啖，“只有昆明的炒羊肝最好”，这是徐悲鸿的评价。No.3
明代，朱元璋设立云南承宣布政使司，才让昆明彻底取代大理的位置，成为云南地理上和文化上的双中心。客观来说，昆明与云南在地文化的契合度，确实不如大理。但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它又是最具包容性、与云南之外文化联系最紧密的云南城市。在餐桌上，这种特质尤为明显。来自长江流域的臭豆腐，做法其实不多，无非清蒸油炸，这是豆腐的寻常防腐手艺，也是物资匮乏时代妆点平凡生活的小菜。但到了昆明之后，它被加入小锅米线里，与肉末、韭菜、水腌菜、红油、香油、豆瓣酱搭配，呈现出妖娆多变的风姿。香、鲜、烫、辣，是昆明米线店里叫好又叫座的美食。荞麦本是北方高寒地区的粮食，质地坚韧，一般只能做荞麦面吃。传到昆明后，也被当地人化整为零，在加入一定面碱，改良荞麦面的口感后，再用糖粉、面粉、猪油将其调和得温柔滋润。蒸熟后切块，就是每个昆明孩子都吃得停不下来的夹沙荞糕。以层层起酥替代酵母和面的破酥包，本来是贵州地区的街头小吃。昆明人将之工艺精细化，利用猪油增香，并增加酥皮的层数。馅儿里加入熟云腿、蜂肉丁（瘦多肥少的猪肉丁）、冬菇末，促成其多层次的复合口感。街头脏摊的淳朴味道，摇身成为登堂入室的典雅点心。这是昆明人在吃方面的讲究和智慧。酸笋原产自广西，当地鲜笋产量太大，消耗不掉，因而发明了将之泡在水中厌氧发酵的方式。虽然滋味鲜甜，但臭味也很明显，包括老友粉、螺蛳粉在内的大部分广西的吃食里，都要加大量香料来压制酸笋味。但昆明人却反其道行之，酸笋鸡不用加过多调料，而是用久炖的方式瓦解酸笋的臭味，最终蛋白质和氨基酸盐充分分解出让人迷醉的鲜味，与鸡肉的鲜深度融合，丝丝入扣。炸洋芋是整个西南地区最常见的小吃之一，但昆明人吃炸洋芋却格外讲究。土豆要炸两次，脆；调味料要用糖、五香粉、花椒粉、香菜、芝麻、葱搭配，昆明本土产的滇乐麻辣酱是灵魂，一定要来一勺。本来无味的土豆，遇上五味调和的拌料，瞬间变得光彩夺目。昆明的宜良烤鸭是一个更典型的例子。早在明朝初期，它就已出现在昆明的地方志记载中：几乎与永乐年间南京烤鸭传入北京同时。可以推测，这又是中原饮食随着战争、商贸和文化交流进入云南的外来物种。但昆明人却对烤鸭做出了很大程度上的改良：只用一个月大的嫩鸭、明火烤、切块吃。由于当地米的海拔，液体沸点低。所以烤鸭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低的温度才能完成，所以，宜良烤鸭的肉质也有着与其他地区迥异的酥化口感：不用切，只需提着鸭腿一抖，肉与骨自然松离分开。昆明人都说，吃惯了宜良烤鸭，什么北京烤鸭南京烤鸭广州烧鸭，都是浮云——此言不虚。除了云南物产博物馆之外，昆明还是一首关于中国和世界的滋味风物诗。No.4昆明真正的高光时刻，是近代。随着蒙自口岸的开放、滇缅公路和滇越铁路的建成，海权时代下不靠海的昆明，竟然一跃从西南角落的区域治所，变成了面朝世界的中国大门。商贸发达、高楼林立、市井繁华、车水马龙。哪怕放眼整个中南半岛，当时的昆明也是不逊于曼谷、吉隆坡、马尼拉的东南亚大都市。尤其是抗战时期，随着西南联大的迁入，包括朱自清、闻一多、朱光潜、冯友兰、金岳霖、钱钟书、陈寅恪、钱穆在内的，几乎整个中国文化、学术界的精英栋梁们来到了昆明。当然，也包括吃货汪曾祺。灿若星河。在重庆担当起战时中国的行政中心职责时，昆明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这段特殊的历史，不仅促成了汪曾祺的笔下无数关于昆明滋味的描述，更从骨子里养成了昆明人文雅内秀，又自信开朗的城市性格。今天，所有来到昆明的人都会尝尝这里的玫瑰鲜花饼，再带几盒回去当伴手礼。但很少有人知道，昆明周边安宁、晋宁等地大规模种植玫瑰花的历史，其实不过几十年。有人检测昆明滇红玫瑰的基因序列，发现它杂交了大马士革玫瑰，中国平阴玫瑰、苦水玫瑰和法国墨红玫瑰的各种不同基因。可能是蒙元殖民者、中国东部移民、欧洲传教士一代代带来的玫瑰，在漫长的岁月里混种授粉、相互嫁接后，经由农业科学部门选种育种后出现的新品种。
所以，它既有大马士革玫瑰浓烈的香气，又有墨红玫瑰的硕大花形和绵长花期，还有中国传统玫瑰细腻的质地。将它制成饼馅后，香气丰富、多汁回甜，入口即化、无梗无渣。玫瑰鲜花饼的盛名，绝非无中生有。从某种程度上说，昆明这座城市，也是一层层不同文化积累叠压下，在地面盛放出的鲜花。-END-年昆明初冬，滇西抗战胜利前夕。19岁的陈香梅，推开了陈纳德的办公室。她是精通英文的中央通讯社记者，被派到云南前线，报道激动人心的战地新闻。这次，她的任务是挖掘“飞虎队”队长陈纳德不苟言笑形象的另一面，把英雄们的真实故事发表在报纸上。“假如你不急于赶回去写稿，跟我们一同吃杯茶好吗？”他们的相遇如晨光乍破，玫瑰盛开。陈纳德对着陈香梅露出了难得的微笑，一段比滇红玫瑰更美的恋情，在昆明尚义街的这栋小白楼里开始。昆明的滋味，是米线的滋味、菌子的滋味、烤鸭的滋味、牛肉的滋味、鲜花的滋味，当然，更是爱情的滋味。图/绝对昆明来源：食味艺文志责编：娜拉审校：魏蔚终审：孔平年《作家文摘合订本》点击下图或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