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两次途经云南曲靖，赋予曲靖光荣的革命传统，既播撒了燎原的火种，又留下许多弥足珍贵的红色遗址、重要史实和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据《曲靖市革命遗址通览》不完全统计，年共有革命遗址处，其他遗址12处，遍布于曲靖的各个县（市、区），其中麒麟区13个，会泽县15个，宣威市24个，富源县20个，沾益县6个，马龙县32个，陆良县28个，师宗县16个，罗平县12个。
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为保全力量，同时北上抗日，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即历史上著名的长征。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是扎西会议，再占遵义，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兵临贵阳，再之后就是三元宫会议。一般认为，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补充及完结，遵义会议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扎西会议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但并未确定中央红军最终的走向，三元宫会议作出了“西进北上，迅速抢渡金沙江，到川西建立苏区的重大战略决策”。此时，西有滇军，北有川军，南有黔军，东有蒋介石中央军二十万，红军四面受敌。但无论四川的刘湘，贵州的王家烈，还是云南的龙云，他们既害怕红军入境，更担心蒋介石借消灭红军之名，行剪除异己之实。尤其是红军再占遵义后，蒋介石下令撤销贵州省主席王家烈本兼各职，愈发加重了龙云等人的恐慌。因此，某种程度上讲，川黔滇地方军阀围追堵截红军，与其说针对红军，倒不如说为了防范蒋介石及其中央军。
年4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率领的中央红军3万余人从贵州的兴义进入曲靖市，途经富源、沾益、麒麟、马龙、宣威、会泽，历时20天，行程多里，攻克了马龙、宣威、会泽县城，于5月上旬巧渡金沙江，取得长征以来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的胜利。中央红军中的红九军团是长征前夕成立的，由昭通彝良人罗炳辉任军团长，主要承担断后牵制敌人、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的任务，这支不是主力的主力，打着主力红军的旗帜声东击西、迷惑敌人，被周恩来誉为“战略轻骑兵”。年4月27日，红九军团占领宣威县城，5月2日途经会泽，攻克县城后，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拥护与积极支持，两天时间，
筹款10万余银元，多名群众踊跃报名参军，会泽水城村因此成为红军长征途中扩红最多的地方之一。年3月下旬，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共1.7万余人从贵州的威宁、盘县先后两次进入曲靖市，途经宣威、富源、沾益、麒麟、马龙，历时21天，行程多里，3月23日，在宣威来宾铺虎头山与滇军、黔军、国民党中央军展开激战，史称“虎头山战役”，双方参战人员多达数万之众，是红军过云南时最大、最惨烈的战役，也是红二、六军团威名远播，令敌军闻风丧胆的战役，余位红军指战员壮烈牺牲。“面对数倍于红军的敌人，红军官兵们英勇顽强，主动出击，反复冲杀，给予敌人以迎头重创，毙俘敌军近千人，缴获各种枪支多支（挺）”。
云南和贵州属地形地貌复杂险峻、气候瞬息多变的高原山区，行军打仗如果没有军用地图犹如盲人摸象。红军长征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军用地图。肖克率领的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先遣部队进入贵州后，本意是探路，但苦于找不到军用地图，行军打仗使用的是民间绘图和地理教科书地图，既不准确，又没有详细的地名和等高线，与实际情况偏差很大，拿着这样的地图，让探路的红六军团屡遭挫折、吃尽苦头。后来，在贵州黔东南旧州的一座法国教堂找到一张川黔滇地图，但地图所有标注都是法文，红军部队中没人能看懂，无奈之下，只好把教堂里的传教士勃沙特（瑞士籍英国人）强行“请走”，为行军提供翻译。勃沙特也因此成为继李德（德国人）、武亭（朝鲜人）、洪水（越南人）之后，第四位参与红军长征的外国人。勃沙特的中文名叫薄复礼，他在红军中生活了18个月。一开始并不愿意跟随红军并为红军翻译地图的勃沙特，年离开红军后，有感于红军严明的纪律，顽强的作风，昂扬的斗志，体恤穷苦的品格，摈弃前嫌，积极撰文向外界赞誉红军并出版跟随红军长征的书籍《抑制的手》。这本早于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的回忆录，最早向国际社会宣扬中国工农红军的精神面貌、理想信念、英勇事迹以及博大胸怀、舍生取义、服务人民之崇高形象。
时任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兼滇黔绥靖公署主任龙云认为：云南地处边隅，回旋余地有限，很容易遭围歼，红军不可能在滇长期驻足，主张以静制动，尽量避免与红军的正面战役，红军未进入云南之前，应尽最大努力去防堵，若进入了云南，就追而不堵，将红军尽快赶出滇境为上上之策。
长江在云南境内称金沙江，进入四川后才称长江。当时，中央红军进入川黔地区之后有两个选择：一是到湘西与贺龙、肖克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二是到川西北与张国焘、徐向前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会师。遵义会议后，红军进攻贵州土城，目的就是北渡长江，进入四川，但土城战役失利，于是才有了后来的扎西会议。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后，甩开了蒋介石中央军，于年2月28日再占遵义，接下来虚晃一枪，3月29日突然南渡乌江，兵逼贵阳，把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吓得不轻，急令滇军主力孙渡率部火速驰援，滇军东进，敞开了云南东大门，4月23日，中央红军从贵州兴义进入云南富源，分三路西进。4月27日下午，先遣部队推进至离曲靖西山三元宫约2里的下关村缅甸坡时,意外截获龙云派往贵州给前敌总指挥薛岳（蒋介石嫡系中央军）送军事物资的轿车、卡车各一辆，抓获5人，其中一人是薛岳的副官，缴获十万分之一比例云南军用地图20余份以及云南白药包零瓶和宣威火腿、普洱名茶等物品。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喜出望外，风趣幽默地对毛泽东、朱德等人说：“当年刘备入川是张松献地图，如今我们入境，有龙云送地图！”当天，红军总部宿营三元宫。在此，朱德总司令先后向一、三、五军团首长发出电文《我野战司令部已抵曲靖西宿营》、《关于各军团二十八日行动部署》。当晚，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三元宫召开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博古、陈云、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列席会议的有：中革军委第二局（情报局）局长曾希圣和中革军委纵队作战科参谋孔石泉、王辉、吕黎平。
曲靖三元宫会议，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继遵义会议、扎西会议之后，在长征途中召开的又一次重要会议。会议认真分析了中央红军面临的形势及敌我斗争的严峻情况，采纳了红一、三军团首长建议，决定放弃原定在滇东的不利决战和回黔开展局面的战略方针，重新作出“西进北上，迅速抢渡金沙江，到川西建立苏区”的重大决定，从而使红一方面军及时摆脱“沾益不能克、曲靖打不下”的平坝地区无险可守、难以回旋之处境，对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实行战略转移，具有决定性意义。会议上，毛泽东认为：“第一，从遵义会议以后，我军机动作战，已把蒋介石的尾追部队甩在侧后，现在取得了西进北渡金沙江的最有利时机。但同时，蒋介石在贵阳正调集近七十个团的兵力向我尾追。其中，万耀煌的第十三师距离我后卫部队——五军团只有两三天的行程。不过，金沙江两岸目前尚无敌军正规部队防守，比较空虚，对我们有利。第二，从进入云南境内的地形条件，特别是从今天缴获的地图上看，昆明东北地区是一块比较大的平原，不像湖南、贵州两省有良好的山区可以利用。我军现在不宜在平川地带同敌人进行大的战斗。”
4月27日曲靖缅甸坡缴获地图之后，2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关于消灭沾益、曲靖、白水之敌的指示》，29日，发布《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30日，林彪率红一军团突然挺进至昆明大板桥，摆岀兵临城下，直取昆明的架势，逼迫蒋介石急令孙渡第三纵队回援昆明，从而为红军北渡金沙江敞开了大门。5月2日、5月6日，中央红军和红九军团分别从禄劝的皎平渡口和东川的树桔渡口，顺利渡过金沙江，摆脱了蒋介石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长征以来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的胜利”。
需要着重强调的是：遵义会议和稍后召开的扎西会议，都没有确定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方向，而是到了“曲靖三元宫会议”，最终才确定“西进北渡，到川西去开辟苏区”的伟大抉择。
关于“龙云献图”之说，当事人已作古，文献记载模糊，一直被笼罩在历史迷雾之中，但戏剧般的情节，让这段史实，被当地人茶余饭后作为趣闻，津津有味地反复聊起。
周恩来当时的警卫员魏国禄撰写的《随周副主席长征》这样记述：“年4月27日，曲靖地区风和日丽……从昆明方向开来了两部汽车，速度甚快，当汽车发现似乎有埋伏而想往回逃走时，红军开了枪，截住了两辆汽车。一个军官模样的人从车上跳下来……经过审讯，这个军官是薛岳的副官，是薛岳派往龙云处索取云南军用地图的。”
曾先后担任龙云、卢汉秘书的“左联”作家马子华的著作《一个幕僚眼中的云南王》的说法又截然不同：“龙云亲口告诉他（马子华），一天黄昏，有个人来到公馆门口，向门卫说要见龙主席，有紧急军情报告。副官看他来得蹊跷，因是军情，不敢不报告。我（龙云）听后，问是怎么一个人？什么打扮？副官说，戴个篾斗笠，穿蓝布对襟衣裳和一条青布短裤，脚上穿双麻耳草鞋，看上去像乡下人，说云南迤东口音。我想了下，叫副官喊这人进来，但先摸摸身上有没有武器。隔了一阵，副官把这人带进来。我一看，是个年约30来岁的小个子青年，清瘦短小，虽然脸色不正，但眼光有神。一见面，他向我鞠躬行礼。我问：你从哪里来？他答：从威宁。哪个派你来的？他不答应，向左右看看。我知道其意，叫旁边的人离开，这小伙子使劲把棉衣的夹里子撕开，取出一封牛皮纸封着的信。我拆开一看，原来是老朋友、红军指挥员罗炳辉的信。信上说：这次红军长征，目的是北上抗日，并不想攻城夺寨，占据城池，骚扰地方人民。现在路过云南，也无意来昆明，叫我尽管放心，希望我的军队不要截堵打战，让红军经过一些州县渡过金沙江去，并希望我拖住蒋军的后腿，不要让他们尾追红军……。看了此信，我非常放心和高兴，就对来人说：你回去报告，我一定照办，不回信了，免得査出来。然后我问他：吃饭没有？他说吃过了。我叫太太拿出块钱给了他，他接着就走了。随即，我又把他喊回来交代：万一碰着盘査的，就说是昭通来的，见龙主席，不信去问好了，他们就会放你走。那人鞠个躬就走了。这人走后，我又写了封信派人送给孙渡，再次嘱咐他不准与红军交锋，尾追送客就行，不必截堵。同时，我准备一卡车药品和土特产交给他，叫他相机送予红军。”
龙云最关心的是自己“云南王”地位。因此，只要红军不赖在云南，让蒋介石有借口将中央军开进云南，其它的都属小事。而红军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拖死中央军，吓死川黔军，血战滇军。如果真的要与红军血战到底，王家烈就是前车之鉴，无论如何，龙云肯定不想重蹈王家烈覆辙。为此，既要防范红军，更要担心蒋军染指云南，在这种心理驱使下，龙云不惜主动向红军献上急需的军用地图和药品，或者说与红军演一出双簧，让红军尽早离开云南，不是没有可能。时任由滇军组成的第三纵队总指挥孙渡在其回忆文章《滇军入黔防堵红军长征亲历记》中强调：“中央红军及第二年途经云南的贺龙第二方面军，其实是被我们‘礼送出滇’的。”
负责押运物资的押运员赵汝成在《关于“龙云献地图”》一文中回忆：“年4月26日接到单位通知，要他次日早到昆明巡津街都兰酒店，找中央军薛岳部队的李副官报到并接受任务。4月27日，天气晴朗，早上七点半钟，他们带着两辆车由护国路汽车管理营业部出发，一辆是准备给李副官坐的小轿车，驾驶员杨鹏，另一辆是雪佛兰牌卡车，驾驶员钱载，助手李福，押运员赵汝成。他们到都兰酒店找到了李副官，李是外省人，虽穿军服，却未戴领章、胸章，他们不知道他是什么官阶。他叫他们从他的住房搬出几捆用玻璃纸密封的圆筒，摆上卡车。之后，他坐上小车，领着卡车来到金碧路曲焕章大药房，由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搬运人员往车上装了几十箱“百宝丹”（云南白药）。约九时许，小车在前，卡车在后，从昆明城往滇东公路驶去。李副官交代，此行目的是沾益。午饭后，继续行车，卡车在前，小车在后。一路平静，不久，汽车爬坡，又下坡驶入一条狭长的路段。突然，在驶出弯道口处，公路道心横挡着两棵被砍倒的大树干，他们赶紧停下车。一瞬间，响起了清脆的枪声。片刻之后，枪声停止，两旁传来很多脚步声。在他们面前出现了不少戴五星帽的红军战士。红军战士对他们几个工人和蔼地说：我们是工农红军，不要害怕，不会伤害你们。李副官被几个红军战士五花大绑地押走了。他们几个受到红军的热情接待，次日红军发给他们每人5元大洋做旅费，放他们回家。这就是‘献图’的过程，不过当时他们并不知道密封圆筒中装了什么，后来才听说是军用地图。”
曲靖西山下关村缅甸坡是滇黔公路必经之地，那么龙云究竟是通过什么渠道，将载有军用地图的汽车经过的具体时间透给红军的呢？比较集中的说法有两种：一是龙云通过时任滇黔绥靖公署缉查大队大队长张永年秘密派人通知红军的（龙云是蒋介石委任的滇黔绥靖公署主任）；二是那位未佩戴领章、胸章的薛岳的李副官，极有可能是打入薛部的中共地下党员卢志英，卢系当时中共特科成员（见谢本书著《龙云传》）。这也是当天一行人午饭后，本来行驶在前面的轿车，为什么换到卡车之后的原因；此外，为避免身份暴露，还故意将李副官夸张地捆绑起来，目的就是要让其他人注意到。尤其令人费解的还有：原定的用飞机派送，却因出发头晚，飞机驾驶员突然生病，临时决定改用汽车运输。
龙云较之其他军阀，思想进步，且与中共素有往来。年8月8日，龙云乘包机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途经西安时，国民党陕西省主席蒋鼎文到机场迎接龙云并问：“有老友在此，欲想见否？”当得知蒋鼎文说的“老友”是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时，龙云兴奋地说：“见，当然要见，周公鄙人仰慕已久，朱将军和叶将军是鄙人云南讲武堂前后同学，哪有不见之理？”
龙云不但会见了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而且还邀请他们搭乘自己的包机飞往南京，并在南京与朱德等人彻夜长谈，互留密码本，与延安建立无线电联系。抗战期间的昆明，曾被誉为“民主堡垒”，不是没有原因的。年龙云被蒋介石软禁，直至年12月才在陈纳德等人的帮助下逃到香港，并加入民革；在香港期间，龙云竭力策动云南和平起义。年12月9日，卢汉率领全省军政人员，在昆明通电全国，宣布云南和平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龙云先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常委等职。年被错划为“右派”，年因病去世，年平反恢复名誉，年在其诞辰周年纪念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高度评价了他的一生：“龙云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和爱国将领，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他同中国共产党有多年合作的历史，是我们党的一位真诚的朋友，他对人民的事业有过重要贡献。他的一生，是一个光荣的爱国者的一生！”周恩来总理对龙云一生也给予高度评价：“第一，对中国民主革命有贡献；第二，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有功；第三，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坚决支持，直至胜利，有功；第四，在那波谲云诡的时代，主政云南殊为不易，而促进云南稳定发展，始终以国家大局为重，则不仅需要勇气，更离不开智慧”。
“龙云献图”是巧合还是故意，众说纷纭，既难考证也难讲清。有人说，是毛泽东神机妙算，深谋远虑，料到这趟车必经此地；有人说，是天助红军，神的旨意。较为合理的推断是：当时虽然滇军装备精良（武器多是西洋进口），训练有素，战斗力强，但龙云害怕红军滞留在滇，让蒋介石有借口将中央军调驻云南，影响其对云南的掌控，动摇他“云南王”地位，所以，不排除龙云与中央红军的里应外合。
历史已然远去，但长征精神永存。这种精神财富，将一代又一代地不断传承下去。
作者：戴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