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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故里在今安徽省绩溪县上庄村。绩溪县旧属州府,故胡适是州人。胡适不但有心显扬自己是徴州人,而且毫不掩饰对徽州人文化品性的自做,他在口述自传开篇第一章第一节便写“州人”。他对故乡有一种特别深厚的感情。徽州府在胡适诞生的时代隶属安徽省徽宁池太广道。所谓徽宁池太广道”囊括了皖南的四府一州:徽州府、宁国府、池州府、太平府和广德州。州府在文化上是有久远历史的一个地区,汉代称丹阳郡,后改新都郡,三国、晋改为新安郡,隋开皇九年改为州,后又改回新安都,唐武德四年又改州,天宝元年再改新安乾元元年复为州,直到北宋徽宗宣和三年,才改为州。此后元则称州路,明清则为徽州府。
胡适的故乡
徽州府的名称沿用得最久,一直到民国元年年才废止。徽州在地理文化渊源上与浙江有深厚的联系,这恐怕与新安江的流向有关,唐武德年间置歙州总管,管的便是歙、睦、衢三州,睦州、衢州均属今浙江省。徽州的许多人文风俗也均与浙西相同。徴州一府六县(、影、体、祁门、婺源、绩溪)的建制始于唐,《新唐书地理志》所载与《清史稿地理志》所载完全相同。
六县的地理位置:绩溪在州的东北隅,向南是歙县与休宁(包括屯溪),向西是影县与祁门,祁门之南便是婺源。绩溪的东北与西北分别与宁国府、太平府接壤,东面则是浙江省了。“徽州介万山之中,地狭人稠,耕获三不一。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论岁饥也。”这一段话几乎是明清以来叙述徴州自然经济的必引之文。胡适在口述自传中有一段介绍州的简略文字,可以一录:“徽州全区都是山地由于黄山的秀丽而远近闻名。这一带的河流都是自西北向东南流的,最后注入钱塘江。因为山地贫瘠,所以州的耕地甚少。全年的农产品只能供给当地居民大致三个月的食粮。不足的粮食,就只有向外地去购买补充了。所以我们徽州的山地居民,在此情况下,为着生存就只有脱农村,到城市里去经商。
因而几千年来我们州人就注定的成为生意人了。徽州人四出经商,向东去便进入渐江,向东北则去江苏、北上则去长江各城镇,西向则去江西,南向则去福建…所以一千多年来,我们州人都是以善于经商而闻名全国的。一般的州商人多半是以小生意起家,刻苦芳,累积点基金,逐渐努力发展,有的就变成富商大贾了。中国有句话,叫无不成镇,…州人正如英伦三岛上的苏格兰人一样,四出经商,足迹遍于全国。”又说:“我们徽州人通常在十一二、三岁时便到城市里去学生意,最初多半是在自家长辈或亲的店铺里当学徒。在历时三年的学徒期间,他们是没有薪金的,其后则稍有报酬。直至学徒和实习期满,到二十一二岁时,他们可以享有带薪婚假三个月,还乡结婚。婚假期满他们又只身返回原来店铺,继经商。自此以后,他们每三年便有三个月的带薪假期,返乡探亲。所以州人有句土语,叫:世夫妻三年半'。”胡适这里主要指的是店员与伙计,当了老板经理、管帐的,不少人赚了大钱,他们则往往把家眷子女接到一起同住。
留在老家不出门的,他们的日用衣食以至于造屋、买田婚丧大事之费用,便都依赖在外经商的父兄汇款接济。“无不成镇”大概与”无湘不成军”一样,表示徽州人经商的普遍,与湖南人当兵一样。徽州人经商普遍,自然而然便形成了“徴帮”。清刘锦藻《皇朝续文献》通考卷三一三里有一节话云:“(州)地濒新安江上游,又当黄山之阴,田谷稀少,不敷事蓄,于是相率服贾四方,凡典铺钱庄、茶、漆、菜馆等业皆名之日微帮。敦尚信义,有声商市。”尽管这个旧式历史经济形成的特别的商业帮派博着“尚信义,有声商市”的好评,但长期以来“州朝奉”的精刻薄的恶声也多有所闻。尤其是他们垄断的食盐易和典当钱庄两业,几乎是封建经济的两大命脉,关系乎国百的目常生活,有经济金融风波,“州朝春”便成之的。其实清后期至少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即胡适诞生的时代,徽商在当时最大的贸易港口上海所经营的项目已只是茶叶与木材一一徽商在江淮两流域的经济优势早已被宁波绍兴帮挤掉了。
绩溪县在州府里是商业经济相对落后的一县,绩溪籍商人主要经营笔墨与茶叶两个行业。笔墨最出名的当然要数“胡开文”老字号了,它的创始人与几代老板都是上庄“明经胡氏”的子孙。绩溪人经营茶叶店似乎更普遍。旧时上海的“程裕新”“汪裕泰”等茶庄均是绩溪人开的,胡适的先祖一一高曾以来也正是开茶叶店的。从他高祖德江公(瑞杰)在江苏川沙厅的“万和茶铺”到他祖父贞錡公(奎熙)的上海“茂春字号”再到他二哥嗣和(绍之)经营的“瑞兴泰茶号”,可谓一脉相承。胡适的一个侄女(胡惠平)家也是在上海开茶叶店的,侄女婿程治平与胡适关系很深。胡适在口述《自传》中也说:“我家在一百五十年前,原来是一家小茶商。祖先中的一支,曾在上海附近一个叫做川沙的小镇经营一家小茶叶店。”茶叶店的收入“便是我们一家四房老幼二十余口衣食的来源”。
口述自传故乡与家庭徽州的经济形态如此,其人文状况也因此占了个有利的地位。胡适分析说:“由于长住大城市,我们州人在文化上和教育上,每能得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先。徽州人的子弟由于能在大城市内受教育,而城市里的学校总比山地的学校要好得多了。所以在教育文化上说,他们的眼界就广阔得多了。因此在中古以后,有些徽州学者如十二世纪的朱熹和他以后的,尤其是十八、九世纪的学者象江、戴震、俞正、凌廷堪等等,他们之所以能在中国学术界占据较高的位置,都不是偶然的。(同上)这当然是指南宋,特别是明清以来的经济文化形势。徽州在唐代则是人文落后的地区,有唐一代做州登科者只有五个人。
南宋以后才有历史文化意义上的程朱理学、皖派朴学、新安画派、派建筑和雕刻,才有徽墨、徽剧、徽菜和徽茶,以及父子相、兄弟状元、“红顶商人”和那无数的贞节牌坊和烈女孝子。绩溪的人文教育状况在徽州府里虽可算是较落后的一个县,但无论是传统文化和新式教育都远较国内其他许多地区先进。年夏胡适回国到老家考察时,那里的学堂不仅有传统的国文修身课程,体操、图画、音乐、英文也都十分完备。
小学堂还专门每年化六十块钱去请一个中学堂学生兼教英文唱歌,还配备风琴。这样的教学条件在当时张勋复辟时一一的中国无疑是相当先进的了。绩溪自唐高宗永徽五年(公元年)析歙县北野置县以来初名北野县真正与高层文化知识分子发生关联的,恐怕只数得上北宋苏辙在此当过一年县令这一件事了元丰七年至元丰八年。至今县内还有“来苏桥”遗址,为县民欢迎这位高级知识分子的县令来宰牧绩溪的纪念品。以至苏辙第二年接到迁官京城的通知时,要不胜感叹地吟诗道:“百家小邑万重山,惭愧斯民爱长官。"
初闻得校书郎示同官三绝之,栾城集)巻一四)平心说苏对绩溪没有多少感情,当绩溪县令是他进士及第二十七年后第一次当地方上的第一把手,却是一个穷荒山区的弹丸小邑。“华阳本荒邑”一“华阳”镇即是绩溪县县城)心里不免有点酸楚,明明是虚岁四十六,却要说:“行年五十治丘民。”初到绩溪视事三日出城南谒二祠游石照,偶成四小诗呈诸同官桐庙)“指点县城如手大,门前五柳正摇春”,心里便有种仿效五柳先生潜明的退隐之情,一会儿又借官舍小池边的鸟信发:“野鸟似非官物,宰君昔是鱼郎。"《官舍小有二小维二首》之一所幸绩溪是他官运上的转点,元年月他后官运専通,步步高升,不上六十岁便豁然亭、翠眉亭与石照山(即浮生六记》中的石镜山)似乎是苏当时绩溪县城附近的著名风景胜地。我们读读他咏歌石照的句子“行尽清溪到碧峰,阴崖翠壁尽杉松”,“雨开石照正新磨,鸟度猿攀野老过。”绩溪山水之秀丽大抵如此。
绩溪县面积小,人口少,境内万山重叠,清溪交织,县名的来由据说就是杨溪与徽水的“交流如绩”。“绩溪”的“溪”旧写作谿”,大都在万山丛谷间奔湍。层峦叠嶂,白云缭绕中偶或出露一曲羊肠小道,旧时交通十分不便。抗战八年,日本人不敢进绩溪,故境内相当安静,俨然是一个世外桃源。溪人口始终徘徊在七八万之间,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オ见到有“十ー万绩溪人民团结起来”的标语。绩溪境内最高的山峰叫翬岭,翬岭将绩溪县分割成岭北与岭南两块,绩溪县城(华阳镇)在岭南,而胡适的故里上庄在岭北,上庄距县城五十里,“文化大革命”后期才通了汽车。绩溪全县旧时分十五都,岭北以七、八两都为重心,上庄属八都,又是八都“五盘”的核心。上庄昔时称“小上海”,从某种角度来看人口经济与人文声名均超过绩溪县城。它人口多、六千人聚族而居,号称千灶万丁,上庄人又出门多,尤其是出门上海多。最重要的它出过一个胡适之,曾经改名“适之村”。
秀丽媚人的村子
上庄是个秀丽媚人的村子,山水回抱,碧瓦千家,所谓“竹等峰前,山紫水聚,杨林桥畔,棋布星罗”。上庄背依竹竿尖,面对竦岭,右耸黄柏四三面环峰,曲析一条小石径透迤出山。村杨林桥畔,白杨参天,常溪如带。昔时上庄亦有八景之目:曲水澄澜、竹峰插云、金山茗雾、井阜松风、杨林夜月、西岩瀑布、辣积雪、慈山晚钟。离上庄不远上溪山口的明末隐士采薇子墓或许可算是上庄的唯一的古迹了。年1月11日胡适曾与班朋友去游览过,还题了一首诗:“野竹遮荒家,残碑认故臣。前年亡虏日,几个采薇人?”据胡适自注:“墓上有碑明采薇子之墓。此人清初来吾乡,不言姓名,自称采薇子',遗墨颇多,洪杨乱后,多散失。”胡适考据有癖,可惜终其生没有认真为这位采子”的身份作过一番考证。
上庄斯文隆盛,古风犹存。村里无论贫富贵贱,不分身份职业,几乎家家户户堂前都一式挂悬巨幅中堂。有的金碧山水,有的泼墨溪峰,有的松泉隐逸,有的兰竹君子。内中不乏从新安画派大师渐江和尚到县黄宾虹先生的墨迹。两壁厢对联字画条幅也大多意趣古雅,笔势隽秀,处处表现出一种清宁不俗的品格与斯文盎然的气象。这种文化风俗一直保留到“文化大革命”オ被彻底毁坏。从某种历史意义上来说,千年传统的徽州文化或者说新安文化到了十年浩劫オ真正遇上彻底灭顶之灾,降下了最后的幕。今天虽有不少有识之士力图恢复,可一种“文化”不是靠某几个人的主观愿望所能恢复得起来的。音很,面且几乎隔一座山头发音便有差异,属国内最难懂的方言之一。胡说他们的平上去入四声可分为六声平声有阴平阳平,去声是上去下去。年5月胡适曾应邀为歌谣周刊专门发“绩溪音”,但他的“绩溪音”也只是代表了岭北音七、八两都为主,而不是的“绩溪音”。
“绩溪音”不好懂,但多保留古音。胡适在年3月的留学日记中曾专门提到:“吾徽人读蚁字如霭',此古音也。”并在他的一首诗中用“蚁”字与“概”字押韵。胡适在家乡呆了九年,乡音深谙,自然怀有浓厚的感情。他几乎一有机会便要兴致勃勃介绍他的乡音,晚年尤其如此。胡适从小念书吟诗均用绩溪音,晚年他每天临睡前几乎都要用绩溪音背通一堆古典诗词才能渐渐入睡,别人听来犹如和尚念经。胡适平时只与其妻子江冬秀讲绩溪话,故每遇绩溪同乡,便高兴得不得了,无话都要找出许多话来神聊一通,尤其是他晚年在美国与台湾,乡思切,乡音更倍觉亲切。胡适与上庄除了“九年的家乡教育”之外,关系最大的有三件事:一、年年底的结婚,二、年年底的奔母丧与丧礼改革,三、抗战期间上庄村民给胡适上匾贺五十大寿;并改村名为“适之村”。
年底北京大学放寒假,胡适从北京回绩溪上庄结婚,当时他这个“洋翰林”、名教授,无疑便是第一号新闻人物了。从老家故旧看来颇有点类似旧小说状元及第归娶完婚的意味,故虽是新式文明婚礼,也搞得轰轰烈烈,很有点排场。胡适亲自写了三副对联备贺:全是白话对子,有风趣。在绩溪上庄廿七岁才做新郎的恐怕是绝无仅有,故如同阴历三十的大月亮。胡适婚礼恰巧选了阳历12月30日夜,正上阴历十ー月日十七他生日的团明月故云“好月好日”,为“新人新年”讨了个吉祥。婚礼那一天,胡适穿的是黑呢西装礼服,头戴黑呢礼帽,脚穿黑皮鞋。江冬秀身穿的是黑花缎棉祆,花缎裙子,绣花大红缎子鞋。两人相对,行了三个鞠躬礼。胡适在婚礼时还发表演说,宣扬他的破除旧礼节的新思想。新人在结婚证书上盖了章,交换了金戒指。按旧俗,新郎新妇要对父母等上辈行叩头礼,但这一对新夫妇只是对端端正正坐在太师椅上的胡适母亲行了三个鞠躬礼,代替了叩头。
胡母喜笑颜开。胡适在乡里乡亲面前曾有心做一个婚礼改革的带头人,开个文明风俗的先例,但毕上庄旧风浓重,有了这些新礼节也算不错了。胡适母亲极重旧礼节又极看重人言,有她老人家高高在上作主,胡适当然不敢再玩什么新花样、洋花样了,胡适“不燃鞭炮”的大胆建议也被他母亲一口驳回。不到一年,胡适母亲逝世,胡适雄心勃勃的丧礼改革便再也不怕任何人的非议了。他老岳母也只能在最关键最要紧的大节上出来抵挡一阵这个叛经离道女婿的胆大妄为。胡适的母亲于年11月23日在上庄本宅逝世,24日胡适在北京接到电报,第二天便星夜南奔。偏巧他已答应北京通俗讲演所的邀请,定于11月27日讲演“丧礼改良”,这样一来,“我的讲演还没有开讲,就轮着我自己实行丧礼改良”了!胡适的丧礼改革大致有四条:帖上革除旧俗,不附“不孝某某罪荜深重,不自殒灭,显址”之类的鬼话。
不收锡、素纸、冥器、盘等物。三、改了一大套复假虚的祭礼:受吊、出、神主入祠等,不至则果,心为主,废弃了不近人情的“孝子冠”、“哭丧捧”虚文摆阔的“点主”等俗礼。四、不信风水堪。这一条最为坚决,胡适(我对于丧礼的改革》中的一段可以引录“未出殡之前有人来说,他有一穴好地,葬下去可以包我做到总长。我说,我也看过一些堪书,但不曾见那部书上有总长两字,还是请他留下那块好地自己用罢。我自己出去寻了一块坟地,就在先父铁花先生的坟的附近。乡下的人以为我这个外国輸林看的风水一定是极好的地,所以我的母亲葬下之后,不到十天,就有人抬了一口棺材摆在我母亲坟下的田里。人来对我说,前面的棺材挡住了后面的气。
我说:气是四方八面都可以进来的,没有东西可挡得住,由他摆去罢。”胡适在这篇文章中也作了一番“检讨”,坦白承认他的这些“改革”是很不彻底的,看在眼里的旧礼俗、潜入心底的旧意识不是一下子主观努力便可以革除殆尽的。然而这些小小改革却在乡里引起轩然大波,给上庄这个朱子文化熏陶出来的古老而典型宗法社会造成了许多震撼。但随着胡适的离去一去不复返一一一切又归于平静安宁,胡适的婚丧改革几乎在老家上庄没有产生任何榜样的作用。正如同他的全部思想学术没有丝毫影响上庄的传统文化一样,胡适的精神与上庄的现实太远了。上庄的“明经胡氏”子孙尽管对这位显赫的“适之先生”怀着十分的崇敬与钦仰,但真正理解了胡适,认识了胡适的恐怕寥如晨星。年12月17日是胡适五十虚岁大寿,上庄村的村民隆重地给胡适上了一方蓝底金字的,悬挂于上庄“胡氏宗祠”大门上方,匾额上书“持节宣威”四个道劲大字,附识特别注明“驻美大使”的官。
上庄的村民不免有“官本位”的传统,如果胡适没当国民政府的“驻美大使”,这方恐怕是酝酿不出来的,山区小邑的老百姓决不会想到去为一个大学教授、一个博士,或者一个《独立评论》的主编上厦的。如果胡适当初或以后答允了邀他担任的“教育部长”、“外交部长”、“行政院长”甚或“总统”,头顿时放光,上庄村的村民更不知要怎样虚荣发狂了。这也是上庄村(就在上同时改名为“适之村”)的村民不理解胡适的一个表现。再说当驻美大使,在那国难当头的时日谈得上什么“持节宣”!
胡适对自己的故乡有着十分浓重的恋之情,美好的童年时代的九年是在上庄度过的,“唯桑与梓,必恭敬止”,他对上庄、对绩溪、对微州的特别感情是发自心底的、是融化在血里的“我们微州是朱子、江慎修、戴东原,胡培翬的故乡”之类的话常挂在嘴边,他是最反对将婺源县划出徽州的,他经常说:“徽州人岂肯把朱夫子的出生地划归江西?”因此他也积极支持“婺源返皖”的活动,还专门向蒋介石转交过此类的呼书、请愿书。对绩溪、对上庄他更是直接奉献过自己的力量。年,胡适与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倡议,成立绩溪图书馆,并自己带头捐献图书三千册;年,他又致书族中老友胡近仁,要他在上庄择地开办图书馆,并表示愿意将自己的房产捐出建馆址。
年胡适又倡议编纂《绩溪县志》,并允任特约编辑,还将自己所藏的万历、康熙、乾隆三部县志捐给县志馆。年胡适又是绩溪止原公墓发起人之一,并亲撰《公墓启》,力图改变墓葬看风水、占尽好山水好田地的千年陋习。他还支持成医院,并为受灾学校捐款。他还担任了北京的“绩溪会馆”管事达二十年年12月-年6月!上庄的“毓英小学”就是胡适积极筹措经费,帮助创建的(年),他自己还兼着这所学校的名誉校长职,并亲自出面多方物色优秀教师,关心教材教务,款捐书,倾了大量的心血。胡适对绩溪的人文家档如数家珍,他还特别收集并珍了十六、七种绩溪人的重要著作。
胡适的生活嗜尚,尤其是膳食习惯也是典型的绩溪人本色尽管他大半生居住在北京、上海、美国和台湾。他始终最爱吃绩溪人传统的两大食品:州“锅”(一种六七层荤素菜肴层累堆叠、文火慢炖的大型砂锅)和徽州“塌”(一种做法稍异、肉馅厚重的馅饼)。“锅”,逢年逢节吃;“塌裹”,一年四季吃。北京上海的绩溪同乡宴请胡适,不必问,总是准备了烹调精致的徽州锅”,胡适家中请客隆重一点也必是州“锅”。年12月17日胡适三十大寿,他的老师杜威登门贺寿,送他一个带三十支小蜡烛的大蛋糕,胡适夫妇即请杜威老师吃徽州“锅”。杜威也吃得津津有味,十分满意。州“锅”味道偏重油重盐,徽州地瘠民劳,人们吃菜总是喜欢重油重盐。“塌裹”也大抵这样,只是“馅心”精粗不同而已。胡适在北京、上海时,隔三差五都要做次,江冬秀亲自张罗调理,一面烘一面吃,极显家庭气氛。
苏雪林在一篇悼念胡适的文章悼大师,话往事一适之先生和我的关系,台湾新生报副刊年3月4日中曾说到,年在上海时,她曾和另一个同学去拜访胡适。“胡先生正在吃早餐,是一碟徵州特制面饼,他请师母装出两盘款待我们。他说,州地瘠民贫,州人常到江浙一带谋生活,出门走数百里路,即以此饼作粮,所以这种饼子乃徽州人奋斗求生的光荣标志。”这里胡适早餐吃的“特制面饼”即是“塌裹”了。大多数情况下徽州人吃“塌裹”时,未必都会意识到胡适所说的“奋斗求生”的光荣”,不过从历史民俗来看,确是这样的。胡适当年在上海求学时,每回从徽州出来,行囊里便装着这种“奋斗求生的光荣标志”的“塌裹
结语
这首诗可以看出胡适对自己的家乡故园深刻的念,那时他去国未及一年。年去国后他的思乡之情伴随年岁渐暮益发深切缠绵。晚年不论在纽约还是在台北,言谈文章中时时要扯到故乡,甚至讨论到一个字的音义如“陕”、如“脊”、如“朝奉”、如“孺人”都会由乡音联系到乡情乡思,发生深长的叹一可惜他从年年底离开上庄后,除了梦魂素回之外,再也没有回到他可爱的故乡。